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杨东篱 刘 彤：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
摘 要：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山东大运河带有深厚而独特的儒家文化色彩。要在文化经济语境下保护和利用山东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使其尽快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应该从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六个方面深入挖掘其审美内涵，从而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推动开发。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也要避免陷入审美资本主义的窠臼，进而产生人的情感结构物化、丧失审美自主性等问题。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打造运河文化IP是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进行审美开发的较佳途径，通过深度挖掘文化资源、提升产品审美品味、建构立体宣传渠道、联动拓展运河文化IP空间、构建多元产品体系、推动运河文化IP跨界融合等手段，既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审美资本主义的弊端，又能轻松实现儒家文化遗产活态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象征了中国的文化地位。大运河南起浙江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北京、天津两市，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运河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山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受山东本土儒家文化影响，山东大运河文化亦披上了深厚而独特的儒家文化色彩。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山东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实际涉及如何使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文化经济语境中转化的问题。这对于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民族文化身份都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要实现这一点，首当其冲就是要挖掘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审美内涵，使其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文化产业的途径将其传播进入当代的社会生活，构成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在新时代更新和延续运河儒家文化的文脉。
山东大运河主河道流经山东省18个县级区域，包括德州市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临清市、茌平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东平县、梁山县、汶上县、济宁市任城区、嘉祥县、鱼台县、微山县、滕州市以及枣庄市的薛城区、峄城区和台儿庄区。这18个县（市、区）包含了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的遗产点，孕育了大运河文化的主要空间。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主要可大致分为体现人有其治自然观的运河水工遗产、体现尊孔奉儒正统观与义利共融价值观的运河历史城镇遗产以及体现温柔敦厚艺术观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类。
山东大运河的水工遗产是指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在大运河不断开凿与运营过程中，人们创造的有价值的水利工程建筑。这种建筑是控制和调节水流，防治水害，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建筑物。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遗产较多，涵盖了水利枢纽、闸（包括船闸、水闸、节制闸）、堤坝、码头及漕运等多种类型［1］。
山东运河的水利枢纽遗产包括运河德州段的四女寺减河枢纽、临清枢纽、汶上南旺分水枢纽、济宁枢纽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汶上南旺分水枢纽。其疏浚三湖作为水枢，建立闸坝，调节水量保证漕运畅通，从地形选择、排洪蓄洪、管理机制方面都堪称一绝，被后人称赞为“可与都江堰相媲美的治水工程”。
山东大运河的闸坝遗产亦很丰富。山东大运河闸坝众多，有临清戴湾闸、东昌府区土闸、梁乡闸、永通闸、周家店船闸、阿城上闸、阿城下闸、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陶城埠闸等。这些闸坝分布在山东大运河的三个主要河段会通河、南四湖区段以及梁济运河中。以会通河为例，据明代华乾龙《海运说》记载，元代开凿会通河时曾在河上修筑河闸31座，每座闸都由专设的机构和人员管理：“元时，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引汶绝济，建闸三十有一，赐名为会通河。”［2］6-7后来，明代修复了旧闸并根据自身的需求添置了新闸。
山东运河的码头遗产大多分布在在德州、聊城和枣庄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较著名的有德州码头、聊城大小码头、枣庄台儿庄水旱码头。明朝期间重修会通河，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德州码头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也慢慢变得大。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德州码头再次成为重要港口。聊城大小码头在政府的带动下同时也被调整、治理，吞吐能力获得了增强。台儿庄的水旱码头是个码头群，包括龟汪码头、东门码头、王公桥码头、兰祺码头、关帝庙码头等，是汇集东西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之地。
漕运遗产是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部分。漕运带动了古代运河沿岸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还构成了维护整个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山东漕运遗产中最著名的是临清运河钞关。其是全国仅存的运河税收机构旧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收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临清运河钞关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是明清两代政府设于运河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用于直控督理关税，体现了临清在古代时期商业与文化的繁荣。
山东大运河的水工遗产集中体现了儒家人有其治自然观的思想。山东大运河地势复杂，泰山余脉造成的水脊划分了南北水系，黄河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水患泛滥，天然河道缺乏，水源短缺。山东大运河因而并不具备兴修水利的天然优势。然而，历朝历代政府却想方设法建造了很多类型的水利工程。儒家思想认为，自然规律虽不可违逆，但可被改造。荀子认为人是认识自然的积极主体，可以独立于自然去认识和参与对自然的改造，将其转化成为人所用的财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368，不过能“制天命而用之”［3］379。
运河历史城镇遗产主要指山东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这些城镇包括德州古城、武城县四女寺古镇、临清古城、聊城古城、阳谷县阿城古镇、阳谷县张秋古镇、汶上县南旺古镇、微山县南阳古镇、台儿庄古城。这些沿河古镇都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与重点码头［4］。这些遗产主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体现儒家尊孔奉儒正统观的县学、书院、庙宇、墓所、藏书楼、儒家民俗等儒学遗产；二是体现儒家义利共融价值观的商业建筑、商业街区、商业民俗等商业遗产。
就儒学遗产而言，运河流域内比较著名的儒家文化书院遗存主要有曲阜县学、曲阜洙泗书院、曲阜尼山书院，兖州章贤书院和承训书院、邹县县学、泗水县学、金乡县学等。这些书院很多兴建于明朝，为传播王阳明的心学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书院外，儒学遗产还包括运河沿线地区的孔府、孔庙、孔林、孟林、孟母墓、孟母祠，以及鲁故城、阙里、周公台、鲁壁等。此外，明清时期山东士大夫们修建的藏书楼亦属儒学遗产，其中的聊城海源阁藏书楼是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由进士杨以增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修建。该藏书楼所藏珍善本众多，来源广泛，多购于京师与江南，但大都因战乱散佚。运河流域诸多具有儒家文化特点的民间礼仪也属儒学遗产，集中出现于济宁地区。济宁民间婚礼仍保留了过小礼、过大礼、订吉期、铺床、亲迎、三拜等习俗，即是儒家“六礼”的变体。以上儒学遗产处处透露出对儒家道德教育修养的重视。
山东大运河的商业遗产集中体现于大运河兴盛时期全国各地商人在山东修建的商人会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坐落于聊城的山陕会馆。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由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集资兴建。整套建筑由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三殿及春秋阁等组成，大小房屋160余间，处处可见轻俏、灵动的屋体风格和精湛、厚重的石木工艺。会馆山门左右的对联“精忠贯日，大义参天”，既赞扬了会馆主神关羽勇往直前的进取人格，也表达了晋商对儒家“忠”“义”观念的信奉。此外，运河沿线各个历史街区中的老字号、传统手工技艺的经营理念、行业规矩、故事传说等也都渗透了“义”对“利”的平衡。这都显示出，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化在山东运河沿岸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已达到了互谅互容、渗透融合的程度。
山东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分为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文学作品等。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技艺主要有德州扒鸡制作技艺、东昌刻版印技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千张袄制作技艺、临清哈达织造技艺、济宁玉堂酱菜制作技艺等。民间美术则包括济宁荏平董庄的中堂画、东昌木版年画、张秋木版年画、东昌葫芦雕刻等。传统戏剧、曲艺有德州木板大鼓、夏津马堤吹腔、聊城八角鼓、临清驾鼓等。音乐舞蹈有水兽旱船、抬花杠、运河秧歌、伞棒舞、渔灯秧歌、四蟹抢船、嘉祥唢呐、平阳寺火虎等。武术与传统杂技包括德州安家拳、临清潭腿、任城查拳、梁山燕青拳、聊城杂技等。山东大运河的文学作品大多数表现为传说和民谣，比如武城四女寺传说、临清铁窗户传说、张秋黑龙潭传说、汶上白英老人传说、南旺分水龙王庙传说、武城运河民谣、夏津民歌等。这些传说和民谣生动记录了大运河沿岸的生活及时代的变化。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其他地域的同类遗产不同。其技巧纯熟但风格温和、不张扬，儒家美善合一的艺术观在其中随处可见。孔子主张用艺术驯化人的情绪，培养成熟稳重的人格。人格的培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2147。山东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不是孔子眼中的正统艺术，但其题材选择、表现形式等却都有淳朴中正、文质互补的特色，能体现儒家温柔敦厚的艺术观念。
在当代文化经济快速地发展的语境下，如何保护山东大运河丰厚的儒家文化遗产，使其在新时代迸发活力是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遗产要融入新时代，必须要与当下人们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进而通过文化产业的途径将其传播进入新时代的社会生活，构成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因此，要保护和利用好山东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就要深入挖掘这一遗产的美学内涵，探讨其通过现代转化与当代情感结构建立联系的途径。在文化经济的背景下，这种途径集中体现为将儒家文化遗产打造成为审美时尚。
孔子曾将六艺的审美特点总结为六个方面：“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6］357山东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美学内涵就集中体现在这六方面：
第一，温柔敦厚。这是孔子对《诗经》审美作用的总结。《诗经》中的诗句抑扬顿挫，有礼有度，有韵律美亦有节奏美。山东大运河沿岸的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文学等将民间生活的情感和谐地蕴含在工艺作品的技艺、民间绘画的技法、戏曲唱念打坐的基本功、音乐舞蹈优美的旋律节奏和身形、杂技花样百出的技巧、武术变化多端的套路、文学丰富深刻的想象中，用纯熟的技法蕴含了深厚的情感，情感丰富却不张扬，突出体现了温柔敦厚的审美特点。
第二，疏通知远。这是孔子对《尚书》审美作用的总结。《尚书》艰深晦涩但读通后却别具浑厚、古雅、质朴之美。山东大运河沿岸的历史城镇遗产，无论是体现儒家尊孔奉儒正统观的县学、书院、庙宇、墓葬、藏书楼、儒家民俗等儒学遗产，还是体现儒家义利共融价值观的商业建筑、商业街区、商业民俗等商业遗产都在外表上庄严肃穆，透露着浑厚、古雅、质朴的特色，散发出疏通知远的意味。
第三，广博易良。这是孔子对《乐》审美作用的总结。《乐》虽已经失传但其端正社会风气，愉悦人身心，健全人心理、人格的作用却被记录下来。山东大运河沿岸的古代建筑、商业街区，乃至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文学等都在通过审美外观愉悦人身心的同时，传播道德向善的观念，体现出广博易良的美感。
第四，洁静精微。这是孔子对《易》审美作用的总结。《易》将人和宇宙，和自然视为是相互感应，有机联系，和谐运转的整体，阐述了天地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是古人对宇宙生命的哲学思考。最集中体现这一审美特点的当属山东大运河沿岸的水工遗产。山东大运河地势高耸，水患成灾，天然河道缺乏，修建水工工程难度很大，但历朝历代政府还是依循当地的自然地势想方设法地建造了各类水工工程。这些工程建造得十分精微，在控制和调节水流，防治水害，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效果明显，集中体现出洁静精微的美感。
第五，恭俭庄敬。这是孔子对《周礼》审美作用的总结。《周礼》记述人需要懂得、遵守并践行的社会规范，启发人的道德意识和言行，体现出合乎规范、和谐愉悦的美感。这种美感在山东大运河沿岸秩序井然的建筑风格中明显体现出来。
第六，属辞比事。这是孔子对《春秋》审美作用的总结。《春秋》记载历史，并从历史中推究出哲理，将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当作贯穿全书的主线，体现出宏观层面的真善之美。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从水工遗产到历史城镇遗产再到传统民间技艺、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既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又展现出了崇尚真善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属辞比事的美感。
儒家遗产的美学内涵有助于我们通过打造适应现代人情感结构审美时尚的方式来实现对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西美尔认为，时尚是个体远离庸俗日常生活，实现个体审美救赎的途径，也是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时尚是对给定例子的模仿，并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要；它引导个体踏上所有人要走的道路，它装饰了总体的情况，这将每个个体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是一个例子。同时它也满足了区分的需要”［7］。因此，对时尚的打造既需要构建文化认同，也要实现感官上独特的审美，还需要可被复制。
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美学内涵在总体上实现了美善合一的美学原则，适应了古代社会人们的情感结构，在古代社会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调节民众生活的及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样的美学内涵在当下则有必要进行某一些程度的转化才能够与当代社会人们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在现代生活中，不需要像“温柔敦厚”那样一板一眼地去迎合传统礼节，举止言行温和就可以；可将“疏通知远”从读通书籍理解真理的意思拓展到通过透彻理解万事万物来理解真理的意思上去；还可将“广博易良”通过审美外观传播的“道德向善”拓展为一种面向世界的普遍善意；亦可将“洁静精微”转化为通过静思细心体会人和自然、和宇宙的关系的意思；“恭俭庄敬”对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效用则可被改造为以符合基本社会规范的形式释放人的天性；“属辞比事”通过反思历史，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想法在现代生活中可被保留，但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应该使用现代的标准。当代人能够最终靠使用改造后的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来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沟通与认同，结成文化共同体。
打造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感官上的独特审美主要是打造时尚传播的视觉审美。视觉是人类认知的基本途径。时尚通过种种炫目的外观设计建构了人们对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的准则，具象表达了个体对美的感知。这种表达通过时尚传媒对图像资料的扩散和传播，强化了视觉信息的形象性和标记性。这样对感官的刺激会产生梦幻的感受与愉悦的心理，营造出高品质的审美气氛，使产品的文化内涵生出巨大的视觉说服力。打造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视觉审美就一定要通过炫目的外观设计将被改造后的儒家文化遗产的美学内涵表达出来，通过对公众的视觉刺激将公众带入其文化内涵表达的氛围，实施强大的视觉说服力。
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只有被大量复制，才有机会被公众大范围效仿，也才有机会发展成为时尚。对这种复制的推动既需要时尚引领者的带动，也需要时尚意见领袖的带动。时尚引领者与意见领袖多为时尚评论员、时装设计师、演艺界人士等。随抖音等新媒体的兴起，新媒体中的时尚博主也会在时尚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引领者与意见领袖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覆盖率与示范效应会带动公众效仿时尚引领者的特定行为，使公众自觉地热爱和传播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表征符号，使其构成为当代时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自然联结了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使其融入当代人的社会生活，进而实现对遗产本体的保护。
在文化经济时代，对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时尚打造与受众对它的接受必然是带有产业性质的，根本离不开资本的介入与支持。时尚“从伴随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在‘时装’领域正式确立的那刻起，就一直与严格意义上的‘产业’保持着难舍难分的关联”［8］，资本的介入与支持保证了打造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时尚的文化认同、感官审美与可复制性。因此，山东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必然面临被资本化的问题。
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被资本化后就变成了文化资本。布尔迪厄从社会学、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以精神或肉体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内化于个人身上的文化；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的文化；社会以某种权威的强势角色介入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并对其资质进行体制化、合法化认证的文化。戴维·思罗斯比则从经济学角度界定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是以财富形式具体反映出来的文化价值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引起商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9］。将这两种文化资本的概念综合起来，可以将文化资本理解为，以谋求交易增值和经济利润最大化为动机、以产业化方式运营的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就是将有价值的文化资源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文化资源资本化的路径大多数表现在以品牌塑造为核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营销、整合等环节中，针对的主要是有价值的文化资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构建了一套文化资源开发效益评估指标体系，专门评估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该指标体系包括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一级指标（参见下表），其中，人文价值由传承价值、奇特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认同价值共6个二级指标组成［10］。
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人文价值方面有传承价值的遗产如作为漕运税务和运河沿线经济发展见证的临清运河钞关、作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源阁等；有奇特价值的如大运河德州段弯道代闸的水利工程技术、临清贡砖独特的烧制技艺等；有历史价值的如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利枢纽工程之一南旺分水枢纽等；有艺术价值的如建筑风格古朴美观的台儿庄古城、曲调优美动人的台儿庄渔灯秧歌等；有认同价值的如儒家文化风格浓厚的曲阜尼山书院等。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则体现为，其在航运、旅游观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运河文化宣教等方面具备极高的市场潜力。
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资本化大多数表现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其二是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指对不一样的文化资源进行叠加整合，共同进行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这种模式使各种文化资源在整合过程中相互影响，以实现个体价值增值、整体价值最大化、资本运作资源共享、协同工作的目的。这能提高文化资源资本化的质量。这种模式可依据历史、地缘等不同因素采取对应的整合方案。其可以是以共同的历史文脉、文化背景为基准对不一样文化资源的整合。比如台儿庄古城、南旺运河文化旅游区、运河之都、“三孔”、泰山、戴村坝等可以被设计成文化遗产线路；夏镇、南阳古镇、济宁古城、南旺古镇、聊城古城等可组成运河古镇旅游线路等。这样的整合能形成优势互补、深层次地融合的特色文化旅游区，属于类型整合。其也可以以某种著名文化资源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整合区域内的其余文化资源，形成网状文化旅游区。比如德州市可以在保护运河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建立运河自然风貌展示区；聊城市可以重点挖掘运河沿岸的古商文化，开发大运河商业文明展示区等。其还可以以若干文化资源为节点，以公共交通为纽带，整合沿线文化资源，形成条状结构的文化旅游带。比如以沿河地级市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为中心打造文化旅游区，并通过公共交通连在一起，塑造山东沿运河五大片区。上述整合方案可以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整合开发区域文化资源，打破文化资源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局面，实现交通集散、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信息咨询、目标市场等领域的共享共赢，进而实现资本的最优转化。这属于地域整合。
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模式属于创新型开发。其可以创意为核心，通过科技、产业化等方式挖掘文化资源的符号象征和精神价值，向大众提供艺术、精神、娱乐等文化产品及服务。同时也可以规划建置文化产业园区，构建以运河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产业矩阵，激发文创活力，推进运河文化产业集群集聚。其还可以以特色文化资源为对象，以文化产业集聚区为形态发展独特的文化旅游、工艺美术、表演艺术、节庆会展等特色文化产业。目前，山东省已开展规划以运河文化为主轴，围绕沿运河五市建设五大片区，加快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的深层次地融合、互促共进，构建辐射联动的发展格局。
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资本化无论是整合开发，还是深度开发，都应在文化认同、感官审美与可复制性上下功夫，为受众创造出美轮美奂，充满儒家文化韵味并易于复制传播的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同时，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进行资本化开发，实施审美保护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不要陷入审美资本主义的窠臼。
审美资本主义是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等针对消费社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而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审美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主要动力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状态。“审美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在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一直增长的情感需要和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则为生产提供了逐步发展的动力”［11］4。审美资本主义的特点大多数表现为：第一，产品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结合，其审美价值甚至重于实用价值。在审美资本主义阶段，一件物品无论实用价值如何，它必须是审美的。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开始追求消费的品味和愉悦。审美的消费由此溢出了物质性的消费，审美的意义也因此超越了物质的意义。第二，审美体验氛围浓厚。在审美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审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单个产品精美、独特的外观形式上，更依赖于这一些产品的审美外观、形式、风格在空间中的排列组合和布局。这些排列组合和布局构成了诸多审美图像或声音的集聚，创造出了浓厚的审美氛围，给予受众以审美的刺激与沉浸式的审美体验。这种刺激和体验凸显了个体对审美空间体察与解读的独特性。审美资本主义则将这种人性化的审美意识和对自由的向往改造成了适合消费市场的需求和欲望，使审美构成了资本增值的动力。不过，资本也同时推动了审美的发展。
审美与资本的共谋虽然促进了人类感性的解放并实现了资本增值的动力转换，但也产生了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体现为：第一，容易物化人的情感结构。虽然审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为人类创造了浓厚的审美体验氛围，但这反而有可能使受众的情感结构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物化。原因主要在于，其消泯了审美与物质间的界限，从而使审美构成了产品的实用价值。人们可完全物化地来理解审美，而不是超越物地来理解审美。第二，容易过度解放感性而使人类丧失审美的自主性。审美与资本的共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的感性解放，但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则会使审美因素过度丰富，进而导致一种审美的无标准化与审美因素的过剩。这就使得感性在审美资本主义中解放得毫无节制。受众也容易迷失在诸多审美因素的过度泛滥中，进而丧失掉审美的自主性。第三，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活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审美资本主义带来的审美因素泛滥貌似在推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实际却阻碍了社会生活的真正民主。当受众迷失于诸多审美因素的泛滥，进而丧失了审美自主性的时候，审美实际就变成了资本控制民众主体性的工具和手段。这样，审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实际就被资本更严格地控制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无异于是资本控制社会生活的伪装。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进行资本化开发，实施时尚打造时就需要避免审美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端。
要避免审美资本主义的弊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开发，国家和山东省政府近些年已经出台了若干不一样的层次的政策。其中，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2012年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9年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1年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在山东省政府层面的政策包括2013年的《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2016年的《“鲁风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总体设计》、2020年的《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等。在地方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包括2017年济宁市政府出台的《济宁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设计》、2019年枣庄市政府发布《枣庄市精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2018—2022年）》等。其中，国家层面的政策主要从宏观方面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开发范围、方式、价值做出总体性的规定，其中会涉及山东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山东省政府层面的政策对于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则具有更强的省内针对性，对保护范围、参与部门、管理制度、产品风格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地方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则主要是针对大运河流经城市段的运河文化保护与开发，规定了具体城市保护、开发与合作的详细措施。
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政府和企业着力打造了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的系列IP。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打造IP是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进行审美开发的较佳途径。这样做才能够避免审美资本主义物化人的情感结构、过度解放感性使人类丧失审美自主性、阻碍社会生活真正自由和民主发展的弊端，又能轻松实现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可算得上是一种稳定的活态审美开发。
第一，深度挖掘运河沿线的儒家文化资源，强化大运河文化的开发基础。依照山东大运河开凿的先后及现行行政区划，可以在山东大运河流经的不同城市德州、枣庄、聊城、泰安和济宁中寻找运河文化亮点。比如聊城市以临清市、茌平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为中心，依托如临清漕运文化、聊城古镇文化、临清织造技艺、临清歌舞文化与武术杂技、聊城当地民间传说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加大保护和修复因风化破损的文化遗址的同时，充分挖掘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重点展示临清漕运文化。德州市以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为中心，依托运河沿岸丰富的资源，融合如德州码头、德州古城、武城县四女寺古镇、德州木板大鼓、夏津马堤吹腔等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打造开放包容、多元贯通的运河文化风格等。
第二，提升运河文化IP产品审美品味，对其进行科技赋能。如前所述，运河文化IP产品审美品味的提升大多数表现为通过种种炫目的外观设计对时尚视觉美感的打造。科技赋能运河文化IP则需要为运河文化IP内容的成果转化提供大量资金，创建实施运河文化IP成果转化的实验基地。在这些实验基地中，可以推动运河文化IP与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地融合，利用5G、AI、AR、VR等新兴技术创新开发运河文化IP产品，打造沉浸式运河文化IP主题展览馆、互动游戏、数字展示墙、形象机器人这样的数字产品［13］。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进运河文化IP各类关联主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运河文化IP内容的产业化转化。
第三，建构多条立体宣传渠道，扩大运河文化IP的品牌影响。提升大运河文化IP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在于构建山东大运河文化IP品牌宣传推介运营机制。这种宣传推介活动既包括公共推广如开展山东大运河文化讲座与论坛、开展国际性的大运河文化交流会博览会，山东大运河文化旅游系列主题活动等；也包括媒体推介如利用省内外各大媒体平台做广泛宣传，突出“齐鲁水韵·运河文化”主题，加强山东已有的大运河文化IP品牌的推广；还可以充分借助热门网络站点平台如抖音、快手、微博、知乎、哔哩哔哩等以及热门电视剧、电影、综艺娱乐节目等形成融媒体的联动宣传，加大运河IP品牌形象曝光力度［12］。此外，还可以与省内外旅游部门广泛开展业务合作，与著名旅游城市合作，大力介绍、推广山东大运河重点旅游线路，多渠道、多方位地宣传山东大运河文化，以扩大山东大运河文化的对外影响力。
第四，通过沿线城市协作联动拓展运河文化IP的开发空间。城市联动战略可以积极地推进沿岸城镇行政机构之间的协商对话，统筹利益，一起参与大运河发展规划的制定，协同工作，规避劣势，以错位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有效互补，推动形成运河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这样做才能够引导合作发展联盟、博览会、文化发展基金等大运河文化IP相关产业项目的落地，同时鼓励企业根据运河的地方特色资源和自身的资源优势、市场定位、发展的策略等进行IP开发，实现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分工协作，形成创新、开放、高效的区域联动发展［13］。
第五，拓宽衍生运河文化IP市场，构建多元产品体系。发展衍生IP市场就需要以核心IP为中心形成故事关联，既要凸显个性化、趣味化和时尚化，也要兼顾产品的实用性和使用价值，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IP群组［12］。IP群组产品应着力挖掘本土文化优势，立足差异化，一方面传承好山东大运河文化，尊重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则要将山东特色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打造有山东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使其成为山东运河文化的有效载体，提升山东运河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第六，推动运河文化IP跨界融合。在文化产业的运作下，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IP还可以有效融入互联网产业、旅游产业、体育产业、影视产业、健康产业、娱乐产业的运营，孵化出更多的系列文化IP。这强化了山东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能力，加强了山东运河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在与互联网融合方面，山东枣庄大运河文化IP建设积极地运用枣庄融媒体资源，建构了“大运河文化融媒体化”的传播路径［13］。在与旅游产业融合方面，临清市近年来深入挖掘运河文化价值，着力打造山东运河文化IP——临清文化旅游，从舍利塔、运河钞关、鳌头矶、博物馆等不同角度展示了临清市作为运河沿岸名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和广博内涵。在与体育产业融合方面，台儿庄地区依托台儿庄古城的历史吸引力和台儿庄丰富的水系资源，已经先后举办和落户了国际冬泳节、国际龙舟赛、全国河钓大赛、国际马拉松、全国智运会、全省武术大会等品牌赛事。在与影视产业融合方面，在东平水浒影视基地已经拍摄了新版《水浒传》《剑侠情缘》《神探狄仁杰》《唐朝好男人》《水浒英雄谱》等三百余部影视剧，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山东大运河文化。在与健康产业融合方面，山东省政府于2018年提出打造三条产业带，其中就包括运河养生健康产业带。该产业带由济南、枣庄、济宁、德州、聊城、菏泽等六市组成，可以建成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的新发展模式，培育提升山东省健康产业创新与竞争的新优势。在与娱乐产业融合方面，山东运河文化IP与娱乐产业的融合比如建立山东大运河水上、船上、岸上三位一体的文化娱乐产品体系，将运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娱乐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等。
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下IP的打造能够实现对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实现其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山东的大运河文明也因此成为强省强国的内生动力、融汇儒家运河文化与联结集体记忆的文化纽带以及传播中华文化与深化开放合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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