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智慧

  河南信阳，全国“美丽乡村”郝堂村。2013年，郝堂村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12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

  2018年2月4日，《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精确指出，要精准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如何把生态文明贯穿于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难题。

  乡村是生态文明的宝库，我们用生态文明视角审视乡村生产与生活，就会发现：生态理念体现在乡村的各个构成要素之中，形成完整的乡村生态文明体系，涵盖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包括信仰、习俗在内的乡村文化等每个方面。这一些要素相互渗透、影响、制约，无一例外地充足表现着生态文明理念。

  作为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理念，敬畏自然的信仰，顺应、利用自然的智慧，在乡村生产生活中都体现得十分充分。因此，乡村传统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慧源泉，而生态文明理念也给乡村振兴的内容与途径提供了理想模板。遵循乡村生态文明体系，有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传统乡村产业是生态的，所形成的是生态产业。乡村产业的生态性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的有机循环。在乡村，有机循环既体现在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也体现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它实现了自然界ECO的物尽所用，减少了生产、生活垃圾。传统农业几千年地力不减的奇迹，就源于这种有机循环理念。正因如此，循环农业理念变成全球瞩目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在乡村，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大多数表现在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展：一是食品贮存与加工——丰富多样的食品制作形成了灿烂的中华饮食文化，使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延伸到餐桌案头；二是乡村手工业——利用农产品及其废弃物（诸如秸秆、废旧布料等）发展出编织、手工制鞋、造纸、酿造、木工、剪纸等乡村百工，很好地实现了农产品的综合利用，成为现代融合产业的原型。

  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在乡村，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源于乡村生产、生活的特点和多样性的需要。传统相对封闭的思维习惯和地理环境，造就了乡村小而全的生产方式，也孕育了各地独具特色的多样化产业形态。多样化农业有助于满足多样化需求，也可有效分散风险。产业兴旺要坚持质量兴农、多业并举，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的，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多样化农业的规模化。

  低碳生活方式。在乡村，低碳生活不仅体现在节俭的生活传统，也体现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去货币化的消费方式。无论是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拒绝浪费的习惯还是就地取材的理念，都极大地避免了片面专业化带来的长途运输、过度包装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和破坏，充足表现着人类的生态智慧，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提到宜居，人们很容易想到自然环境好。的确，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宜居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宜居还包含许多其他内容。从生态视角看乡村宜居环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乡村所处的自然环境、乡村内部环境和基于此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

  绿水青山、肥沃的土地、新鲜的空气、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物种，这些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物质基础。从内部环境来看，乡村是否宜居，既体现在村落、院落这两个生态循环的重要节点和能量交换场所的完整性，也体现在乡村道路、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更体现在人与环境和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生态宜居不仅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更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基于传统乡土熟人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无疑是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保障。

  怡人的村落环境、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条件、低碳自给的消费方式、和谐的邻里关系、群体闲暇活动以及与大自然节拍相吻合的慢节奏生活等，构成了乡村独特的社会文化ECO，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可拿来解释为何乡村传统为乡村宜居生态建设提供了模板。

  乡村生态文明不仅表现为山水风情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田园风光相得益彰，更表现在乡村所具有的文化生态体系。

  乡村文化生态体系是乡村文化的总和，包含农业文化、民间信仰、道德系统、风俗习惯、娱乐方式、地方戏剧、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内容，也包括蕴含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精神内容。其中，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诚实守信、邻里和睦等优秀乡风传统，既是乡村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建设乡风文明，不是要另起炉灶建设一套新文化，而是要在遵循乡村文化生态体系及其发展变迁规律的基础上，沿着乡村文化谱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一方面，要传承优秀的家风、家训传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满足大家对现代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重视乡村文化娱乐、科学普及、民主法制教育以及移风易俗等现代文明建设。不顾乡村文化ECO而简单复制城市文化或想当然地引入外来文化，往往会难以融入乡村原有文化系统而成为项目“孤岛”——这也是当前众多乡村文化项目成为摆设的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乡村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表现出诸多社会功能，其中教化功能被认为是乡村所特有的。

  作为天然教化空间，千百年来，乡村承担着对村民行为的引导、规训与教育功能，让人们达事明理、明辨是非善恶。农事活动、熟人交往、节日庆典、民俗习惯、地方经验、村落舆论、村规民约等，都是维系村落价值取向和有序运行的重要载体，它们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不断强化人们的行为规范，并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准则，使得乡村教化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需要以乡村自治和德治传统为基础。在村落里，人们使用共同的资源，维护共同的环境和秩序，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也就有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治理文化。

  乡村是以熟人社会为前提的人情社会，人情与道德、习俗、文化娱乐融为一体，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德治资源。从个人品德修养到家庭美德、乡村公德的培养，从节日习俗礼仪到乡村群体文化娱乐活动，形成整套不成文却令个体难以抗拒的教化制度。丰富的自治和德治资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扬光大，可以对乡村治理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乡村价值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善于从乡村传统中汲取生态文明智慧，又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生态文明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传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模板，但并非说可以简单复制传统乡村的生态文明，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方法创新，使传统乡村的生态文明智慧在新的历史阶段发扬光大。

  近些年，各地涌现出大量乡村建设的典型，例如湖北竹溪县的“优秀家风家训进万家”活动、山西运城盐湖区的德孝文化“五进”活动、河北馆陶县的特色小镇建设、四川成都市“小组微生”（“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风光、生态化建设”的简称）乡村建设模式、浙江上虞的新乡贤文化等实践，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乡村问题，是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如今，乡村仍然被不少业内专家誉为“生态文明密码的携带者”，其重要价值仍需深入研究和整理，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相关依据。